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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摆渡人眼中的世间冷暖[潇湘晨报]

邵阳隆回县人民医院,做完手术后,医生向器官捐献者鞠躬。图/黄一明  





8月27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工作中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郭勇。 图/记者杨旭  




    对不少人来说,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工作。他们被称为“生命的摆渡人”,一头连接死亡,一头连接重生。


    与器官捐献者家属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往往在各医院ICU门口。在这里,器官捐献协调员看到了对即将逝去亲友的不舍,看到了大爱无私的捐赠,也遇到了冷漠与怀疑。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努力下,这些人情冷暖化作了重生。


    本报记者张树波长沙报道


    6岁女儿车祸后脑死亡,他选择捐赠器官,还将抚恤金捐给家乡,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每年清明节,他会来到女儿的坟墓前祭扫。在女儿的墓碑前,他让孩子献花:“记住,这是你的姐姐……”

    讲到这个故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郭勇的眼眶有些湿润。过去八年,他与自己的团队接触了数千名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也看尽了ICU门口前的人情冷暖。


    “我们就是生命的摆渡人,一头连接死亡,一头连接重生。”郭勇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想让这些人情冷暖化为重生。


    不舍与捐赠


    抚恤金捐给家乡,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沉稳、善良、知书达理……”在郭勇成功协调器官捐赠的663例个案中,他对一位6岁女孩的父亲印象很深,类似这种协调难度的,不足30个家庭。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阳市中心医院ICU门口,一名身着素衣的男子低着头蹲在角落里,一脸憔悴,满眼血丝。


    男子姓郑,在广西柳州经商,事业有成。趁着暑假,他把女儿送回邵东老家陪母亲。谁知道他刚返回柳州就接到噩耗:女儿遭遇了车祸。郑先生赶到邵阳的医院,看到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的女儿泣不成声……


    此时,医生判定,女孩已经脑死亡。


    这时,远在长沙的郭勇接到ICU医生的电话,他立即赶往邵阳,在ICU门前见到了憔悴的郑先生。


    “我真的不甘心,我刚离开了一天……”对于女儿的事,郑先生一时无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医生,他一直道谢:感谢医院、医生的付出。但得知郭勇的来意,郑先生犹豫了,他不舍得女儿,“我考虑一下吧”。


    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电话,郑先生要求见面。


    “以后我能不能见受捐者?女儿的器官不能用于交易!”见面后,郑先生提了两句话。郭勇解释,根据器官捐献双盲原则,家属不能见受捐者,器官也绝对不能用于交易,而是由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网上分配。


    “这两天,我一直在ICU门口为女儿祈祷。”郑先生坦言,他虽然仍期待奇迹出现,不过现实是残酷的……他更愿意女儿的生命得到延续,“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终,女孩捐出了肝、双肾和角膜。


    “我一直与人为善,从未欺骗过任何人,我相信女儿也支持我。”郑先生签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对着郭勇和在场的工作人员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按照国家规定,捐献器官完成后,可以获得医疗人道救助金。“这笔钱捐给当地修缮事发路段的警示标志吧。”郑先生将抚恤金捐了出去,委托当地相关部门修缮事故路段警示标志、减速带等,“那是我的家乡,我不想类似的事再重演。”


    4年过去了,每年清明,郑先生一家人都会来到长沙凤凰山陵园扫墓。在女儿的墓碑前,他都会让孩子献花:“记住,这是你姐姐……”


    信任与冲突


    失独妈妈的痛,捐献后难抵丧子之痛


    郑先生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在郭勇看来,一对60多岁的夫妻内心更煎熬: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2018年,35岁的小田突发脑出血,紧急送到湘雅二医院抢救,手术还未完成已诊断脑死亡。


    “我们不同意,儿子是我的命根子。”郭勇刚提到器官捐献,田妈妈一口回绝了。由于精神上受到了打击,田妈妈不时会自言自语。


    “赶紧滚,我们不同意。”小田姑姑的反应更激烈。


    但郭勇还是向夫妻两人说明了情况,小田现在已经被诊断为脑死亡,住在ICU一天费用大几千元,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同意签字,但是能不能在ICU再维持三五天?”思考再三后,田妈妈说。这个想法得到了医生的认可。


    但小田病情严重,生命体征已无法维持。医生告知田妈妈这个消息,她的态度瞬间急转。


    “你们是不是骗我们,催着我们捐献。”田妈妈对着工作人员一阵吼。郭勇安慰田妈妈,解释捐献是自愿的,如果不想捐可以放弃捐献,让家人再商量下。


    冷静下来的田妈妈和家人最终决定捐献。当晚10点,夫妻两人、小田的叔叔、儿子一同到ICU,最后一次探望小田,医生按照流程做了相关检查和脑死亡判定。


    “手术大概要多长时间?”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田妈妈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按照正常情况,手术大概一小时左右。但由于患者体重约200斤,整个手术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在手术室外等待的田妈妈再一次坐不住了,“怎么这么久,你们是不是把其他器官也摘了?”田妈妈再一次不相信在场的工作人员……


    按照规定,郭勇帮小田家人申请了医疗救助金。


    事情并没有结束,小田的工伤并没有办下来,田妈妈多次找郭勇,“捐献器官不能申请工伤?这个工伤你得负责办下来,办不下来我就去告你。”


    郭勇说,田妈妈来找他吵过多次,也在医院看过两次心理科。对于妻子的举动,一旁的田先生只能无奈摇头,“我知道和你们没关系,但我也说不听,只能陪她来。”


    在一阵吵闹和解释后,临走时,田妈妈把随身带的十个苹果给郭勇留下,“郭医生,我听说你住院了,一直没来看你,给你带了苹果。”

   

   

    无私与自私


    女儿走了,要洋女婿答应养老才能捐


    2015年3月的一天,郭勇接到了长沙市中心医院ICU医生的电话,有位名叫娇婵的病人诊断脑死亡,丈夫放弃治疗,但娘家人不同意。


    郭勇了解到,病人的丈夫是一名外国人,对于器官捐献持赞同的态度。但是,因为与娘家人意见不合,甚至发展成肢体冲突,男子一直未露面。


    “他太没良心了,我妹妹现在这样子,他竟然放弃治疗,人都不来了……”在长沙市中心医院ICU外,一名中年妇女向郭勇哭诉,女子的丈夫在一旁沉默不语。


    “提到器官捐献的事,患者的姐姐很反感,一直哭。”郭勇回忆,他和娇婵的家人讲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娇婵没有医保,一天费用八九千……听到郭勇的分析,娇婵的姐夫打破了尴尬:“你留下电话,我们再商量一下。”


    当天,郭勇见到了病人的丈夫,对方中文不太好,带了一名中国朋友。好在郭勇和他沟通得比较好,夫妻两人很恩爱,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放弃治疗,对于妻子器官捐献他表示同意。


    两天后,郭勇又接到了娇婵的姐夫电话,电话里,对方说娇婵的母亲想见下他。


    见面后,娇婵的妈妈向郭勇哭诉。老人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自己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经济条件比较好,如今小女儿去世了,谁给自己养老?


    在郭勇的协调下,当晚12点多,女婿和娇婵的娘家人见面。


    “我爱妈妈,我爱家里每一个人。”提到养老的问题,洋女婿没有丝毫犹豫,但因为妻子一直在看病,自己手头确实没有什么钱。


    “不能只嘴上说,你走了去哪找你。”娇婵的姐姐不同意。


    这时,郭勇想到了捐献器官后的人道救助金,他提出能不能把这笔钱留给老人养老。对于这个提法,娇婵丈夫同意,家人也表示理解。凌晨两点多,家人在捐献同意书签字,工作人员进行捐献前的准备工作,完成捐献后,郭勇回到家已经凌晨4点多。

   

   

    跑遍全省120余个市县区医院


    1982年出生的郭勇是益阳人,从小有一个当医生的梦想,临床医学本科毕业后,如愿成为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一名外科住院医生。2011年湘雅二医院开始筹备组建器官协调员队伍,正在读研究生的郭勇成为湖南首批器官协调员中的一员。


    “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这条路,完全是生活给我的一个意外。”郭勇说,导师推荐他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起初他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但没想到,这一试就做到了现在。


    郭勇说,只要接到医院ICU医生的电话,告知有可能捐献器官的患者,他就和同事开车赶往医院,全省120余个市县区都有他的身影。


    “全年365天,手机24小时开机。”郭勇说,“有时候感觉很疲惫很委屈。”在协调捐献的过程中,时常碰到被家属辱骂、质疑甚至推搡,更有甚者怀疑他们是器官贩子。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很容易出问题。


    如今,在郭勇的坚守下,他的团队已经有9人,大部分都是90后,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目前,郭勇和团队成员一起已完成663例捐献,成功让2000余人获得重生。


    “2000人获得重生,相当于帮助了2000个家庭。”郭勇说,每当想到这里,他又感觉很有成就感,之前受的委屈,一切都有值了,“我们就是生命的摆渡人,一头连接死亡一头连着重生”。


    本报记者张树波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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