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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望城三新小学获得的那些“荣誉”

▲从三新小学走出来的作者。▶三新小学已经拆并,现在已完全看不出小学的模样。  




    我发蒙的学校叫三新小学,是长沙望城铜官古镇东边乡下一个大队办的小学。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小学时光,高中毕业后,我又十分意外地在母校当起了一名代课老师,而且还担任四年级班主任。不管是做学生还是做代课老师,在三新小学,我都获得过很多个“荣誉”。  文、供图/谭铁安

名副其实的“劳动积极分子”

    我们那里有座三星庙,地方由此得名。据说庙里供奉着“福禄寿”三星。到破旧立新的年代,大队将三星庙拆了,用拆下来的檩木椽边等在附近建起了一所小学,取名“三新小学”。到底是“三星小学”还是“三新小学”,我们乡下的土音是一样的,而当时确实有这两个版本,或许这两个名字在混着用。


    当时大队办的小学,可以算得上是全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学校本来就是大队的代名词,不但学校的礼堂是大队部的会议室,而且大队干部基本上和学校的老师共用办公室。大队开个会,老师们就拿着教鞭端着粉笔盒到教室里去了;而在学校周边,代销店、铁铺、肉店、打米厂等,则显示出这一地段的繁华;至于学校的操坪,自然也时不时被大队上用来唱戏、玩龙灯、放露天电影等,就连外地来玩杂技的,也是在操坪里架场。


    我读小学的时候,上课不过是走形式。游行的时间多,上课的时间少;搞劳动的时间多,学文化的时间少。而家长们对我们的要求也不在乎学了多少东西,而在于找个地方关住一下“水”,不让细伢子出去玩水掉到塘里坝里淹死就万事大吉。于是,在读小学的几年时间里,我获得最多的“荣誉”就是“劳动积极分子”。


    应该说,我这个“劳动积极分子”还是名副其实的。学校的后山原来是一片荒山,有了学校之后,大队上便将后山调过来划给学校做劳动基地。我们班的同学年龄小,下不了田,便在后山开了几块土,做打菜秧子用。我和一个个子和我差不多的同学负责一块土。一天上午上第一节课时,老师说下午要打菜秧子,必须在上午将土整好。为了表现一下自己,我上午第四节课没去上,拿着从家里带过来的耙头,来到“责任区”挖土,谁知到后山一看,很多同学都来了,大家都没去上第四节课。


    全区唯一一名数学考满分,奖励大红花


    五年半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要小学毕业了。我们那一届小学毕业时,由原来的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多读了半年书。到了五年三期,学校里突然发下话来,升初中要进行全区统考。当时的望城县分为七个区,我们这里属铜官区,考不起的不能升初中。这对于我们这些靠搞劳动混日子的学生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没办法,只好又用那双挖土打菜秧子的小手,捧起课本来读上一读。


    小升初统考在一场来得猛烈走得清净的吆喝中结束了。过不了几天,就到了听通知的时候。全班同学来到了学校,大家围在校园前坪的一棵大樟树下,依然打板的打板,掐子的掐子,跳房子的跳房子,没有半点就要毕业的味道。而我们几个平时就喜欢挤在老师门口的学生,还是跑到老师的房门口,扳着门框子将脑袋伸进房子里看老师在干什么。不知道是哪个同学发宝气,在后面狠推了一下,前面的同学就一只脚踏进了老师的房门,于是掉过头骂了起来。


    我也被挤进了老师的门里,正准备回头开骂,突然发现老师的柜门子上挂着一朵大红花。这朵花扎得精致、漂亮,让人忍不住凑过去看上一看。心里想着,这是搞么子用的?是不是要发给谁?


    房门无声地开了,老师走了出来,没有端粉笔盒,没有拿教鞭,也没有往日的严厉,她静静地向我们走来。同学们居然第一次不要老师强调纪律,非常自觉地在大樟树下站成了几排。老师轻轻地和我们述说着,点评和鼓励每一位同学,让我们这些只有十来岁的孩子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优点,找到了些许自信。


    说着说着,老师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门,捧出了一朵大红花,就是老师柜门上的那朵,来到同学们的面前说,我们这次统考取得了好成绩,全区(铜官区)唯一一名数学考满分学生就是我们班的,经学校研究,特奖励一朵大红花,现在老师就要为他戴上这朵大红花了。在同学们的期待中,老师竟然走到了我的面前,将这朵大红花挂在了我胸前的第二粒扣子上。我一下子蒙了,兴奋得不知所措,傻傻地睁大眼睛望着老师,从老师的眼里看到了满满的慈爱。

   

   

    教的班级全部参加考试,语文全部及格


    我高中毕业那年,农村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家里遭遇变故,父亲去世了,于是,我书也不读了,大学也不考了,回到家里当起了农民。当时的三新小学开了四个班,只有四名老师,主教老师反复和镇教育组及村上汇报,终于获批同意增加一名代课老师,我便十分意外地在自己的母校当起了一名代课老师,而且还担任起四年级的班主任。


    对于代课老师和班主任的职责,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反正每到上课就拿一本教材走上讲台,也学着老师模样教了起来。现在回忆,就我代课那一期,四年级的语文课竟然没有教案,我也没有什么教学计划等,一学期还没有过半,全期的新课文都教完了,学生们也似乎适应了我的节奏。到了后半学期,实在无事可做,又从头开始教一遍。可以说,全班四十多个学生,就连偶尔拽到教室外面的大樟树下罚过站的学生,对课本的内容都已经滚瓜烂熟。


    到了学期末的时候,是全镇统考。这时候,作为一名班主任有着一些“特权”,就是决定一个学生是不是参加期末考试。有些学生成绩不好,个别老师担心影响平均成绩,便干脆不让这些学生参加考试。我当时根本不懂这些套路,当一位老师向我建议某某某等几名学生不让参加考试时,我还瞪着大眼睛望着他,大手一挥,我班上的学生要全部参加考试。弄得这位老师立马跑到主教老师处“告状”,但迫于我的班主任“职务”,只好随着我来。

    谁知这次的期末统考,全镇当时只有12个四年级班,语文全部及格而且平均八十分的“先进班级”只有四个,我们班居然也榜上有名。当主教老师在大樟树下集合全校一百多名师生兴奋地宣布这一消息时,我再一次蒙了,不亚于十年前戴上了那朵大红花。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学生的成功对于一名老师的荣耀。我幸运,我在三新小学感受到了这种荣耀……


    多年之后,三新小学因为农村学校撤并已不再办。而我每每从校园前经过,也总要透过紧锁的铁门,看上一眼操场中间的那棵已经算得上古树的大樟树。因为那棵大樟树见证了我做学生与当代课老师时都获得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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